买卖二氧化碳主要为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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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韩紫婵      本刊特约撰稿| 邱天 
买卖二氧化碳的人有几种,有的人用来做干冰,有的人用来制作汽水,有的人则试图用贩卖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的方式来调节能源消耗。雾霾问题被经济学者们看做典型的“公地悲剧”——所有的废气最终排入大气,产权不明的蓝天更容易变成大灰球。

形成PM2.5颗粒的主要污染物大部分来自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废气,理论上所有耗能的企业、单位甚至城市里每一个消耗能源的人都有责任。

当然我们也都承受了代价,我们在雾霾中呼吸和行走。

曾经担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的杜少中坚信,解决“节能减排”这件事,用试点下的“碳排放配额交易”机制,是个好主意。

碳排放是指消耗煤炭、石油、电、气四项能源按当量折算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会带来温室效应,随之排放的废气也包含形成PM2.5颗粒的硫化物、氮氧化物、有机碳和黑碳等污染物。

一个企业排放了多少PM2.5,由于技术上、生产程序的复杂性可能很难计算而且成本很高,但“凶手”的同行者有迹可循,形成PM2.5颗粒的那些物质,往往和二氧化碳一起排出,而二氧化碳是可以通过能源的消耗来计算的。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排)是降低PM2.5浓度、减轻雾霾的有效途径之一。

谁该减排,该减多少,这是一场复杂的博弈。2008年,北京为举办奥运会利用行政强制手段治理空气污染,效果显著,代价是北京周边大量工厂连续数月减产甚至停产,居民按单双号开车上路。这种极端的环保举措虽然有效,却也降低了经济效率,不可能长久实行。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七个试点城市,碳排放权已经被视作一种资产,就像商品一样可以定价和交易,如果需要扩大生产,企业就要购买碳排放权。

2012年初杜少中退居二线,出任北京环境交易所的董事长,开始从事环境交易工作,其后又出任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会长。

他在担任北京市环保局的副局长和新闻发言人时曾经卷入和潘石屹的争吵当中,就在2011年10月的那场“空气革命”——有关PM2.5的全民大讨论中,杜少中在微博上说“公布PM2.5意义不大”,结果招来铺天盖地的咒骂。

作为一个首钢前工人、环保局前官员和环境交易工作的现推动者,他亲身经历了北京从污染到治理的历程,以及环保从行政手段到市场手段的尝试和转变。

“环境交易指按环境要素进行交易,把环境要素换算成钱。你用的多的就要掏钱买这个使用权,没有人愿意总掏钱买,这样就可以调动企业积极性,促进大家进行技术创新,降低减排成本。”杜少中向《博客天下》解释,用市场方法实现资源配置可以引导企业渐进地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而碳交易是如今北京环境交易中最先实行强制性试点的。

2013年11月28日,北京市碳交易市场开市。这是北京市第一次要求市内重点排放企业按配额履行减少全年碳排放的约定,履约日是2014年的6月15日。

北京市发改委选定400多家每年排放二氧化碳超过1万吨的企业作为重点排放企业,共按配额发放约4500万吨的碳排放量。按规定,到期未能按配额减少碳排放的企业必须找到渠道购买配额,否则将被罚款,罚款额是市场中碳排放价格的3到5倍。直到2013年底这一政策最终明确,碳排放成为北京重点排放企业节能减排必须通过的考核,交易需求也随之而来,北京环境交易所作为服务机构为交易提供了平台。

开始的几个月,到交易所开户的企业非常少,交易则更少,前三个月总共只有20多单交易,交易佣金只收了几千块钱。“一般的证券交易所如果这样的话估计得疯了。”杜少中说。

到2014年6月15日,由于超过一半的企业没能完成碳排放配额履约,北京发改委把期限放宽到了6月27日。27日完成情况仍不理想,这一期限延至7月2日,又拖延了将近一个月后,碳排放配额履约工作才基本结束。

北京环境交易所碳交易中心主任王阳告诉《博客天下》,2014年1月1日至7月15日期间,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平台总成交量194.3万吨,总成交额9567.7万元。其中,线上公开交易成交量92.8万吨,成交额5601.6万元,平均价格为60.38元/吨。协议转让成交量101.5万吨,成交额3966.0万元。

由于企业对新规则的不熟悉,大量的交易都集中在履约临近的两个月,庞大的交易数额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估,北京环交所碳交易团队的5个工作人员平均每天接五六十通电话,不停地重复解答企业关于怎样开户、怎样汇款、怎么做交易的基本问题,即便这些信息在环交所的官网上已经写清楚了。

企业几乎没有安排专人和碳交易所做对接工作,负责这件事的人往往是临时抽调的,这是流程拖了太久的关键原因。

碳交易的盈利能力也并不强,王阳告诉《博客天下》从开市到第一次履约期,7个多月间碳交易佣金一共收入一百多万,远不及交易所的运营成本。“服务业务这块赔钱也得干,碳市场就是赔钱的市场。”杜少中说,碳排放的收入缺口很多时候还需要其它业务补上。

最初到北京环境交易所时,杜少中发现这里的经营状况非常不乐观。他的朋友都惊讶地问他:“这个企业基本上都是亏损企业而且是入不敷出的,账上都没钱了,您怎么到这儿来工作了。”

当时北京环境交易所的账务上面临危机:原本1亿元的资本金亏损了三千多万,剩下的大部分资金压在一个涉诉楼盘上,环交所账上剩余的钱交了办公地点的房租和物业费就所剩无几。

杜少中必须解决历史亏损,并找到其它渠道募集资金。两年多时间他边学边干地把排污交易等能盈利的服务先做起来,又依靠为企业和政府提供环境咨询服务赚点钱。“能把公司几十个员工养活、把房租什么的交齐了。”

王阳告诉《博客天下》,在碳交易方面未来还将做大市场规模,积极引入资质良好的非履约投资机构,培育一批专业的碳市场投资人,为市场营造良好的流动性。“在监管允许的范围内,深度开发碳资产的金融属性,创新设计金融化产品,如发行碳债券、探索碳配额抵押融资等,发挥金融杠杆作用,实现规模化提升。”他解释,从这个角度看,碳交易未来有可能成为一种投资机会。

经过一年的尝试,碳交易机制在北京验证了其可行性,然而与之类似的其他环境交易项目还远未能实现。在用交易机制改进环境治理手段的尝试中,北京甚至全国仍然显得步履维艰。

杜少中记得自己在石景山首钢车间当工人时,白汗衫穿一天就变成了黑的,全是粉尘,肉眼都能看见。但是那时候感觉在首钢工作非常神圣,大烟囱大锅炉,是工业发展的象征,带人参观工厂都很自豪。“那时候完全没有环保意识,没想过会造成空气污染啊什么的,就是纯粹的首都发展的自豪感。”

如今杜少中却再也不这么想了,他不轻易把自己做的环保工作视作“造福子孙”,他告诉《博客天下》,“从这一代人的环境角度看,我们是在赎罪,是为了给后代积点德,留下一个好的趋势。”

This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on The Blogweekly Magazine. Here is the original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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